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转型:从“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

作者：罗　哲 唐迩丹  责任编辑：孙文静  信息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3-06-13  浏览次数： 5405次

【摘　要】乡村文化振兴是时代赋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价值导向。农村公共文化结构转型，既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机制、模式的重构，也是具有批判、导向、整合功能的新型农村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标准的成型过程。具体而言，乡村文化振兴是以文化内生性激发文化自觉，重构文化认同，促进文化自信，实现文化“乐民、育民、富民”的战略任务，是以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理念为突破口，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端对需求端的适应性，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开放—融合”，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效—增能”的系统工程。其重点在于突破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空洞、服务机制空转的困境，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治理质量与治理能力，并重构农村社会认同，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城市文化下乡；乡村文化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乡村文化振兴是关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1在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中，传承乡风文明，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优化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任务。当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正处于“城市文化下乡”向“乡村文化振兴”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促进其顺利转型，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将是夯实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作内生定力，促进文化乐民、育民、富民有机统一的关键。本文旨在厘清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逻辑重塑与内容创新，找出“城市文化下乡”向“乡村文化振兴”结构转型的关键路径。首先，进行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历史回顾，理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概念、研究现状与关键问题，洞察逻辑悖论和现实困境。其次，从价值导向、功能定位、行为模式三个层面分析其问题困境。最后，为促进“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的转型，提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路径。

一、背景与现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综述与现实特点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2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乡风文明，既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任务。其关键路径在于“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这要求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围绕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在价值导向、构成主体、服务内容、互动模式等层面实现根本性的结构“转型”，而非简单的制度“变迁”。据此，可以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定义为：以满足村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通过转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互动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打造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共建共享的建设格局，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导向、功能定位、建设路径优化的过程。那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如何促进其转型并规避潜在的误区？这必须明晰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特点和研究现状，才能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未来走向有着更科学的判断。

目前，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已基本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显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完善服务保障措施，推动文体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建设全覆盖、特色文化惠民服务体系，实现农村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等多个方面。

一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表现为完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继续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社会化运营试点；探索建立“城区网格化、农村中心化”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机制；加快村级文化艺术中心建设；加大广播室、农家书屋、农家书橱管理力度，建立农村广播运行维护机制，推进农家书屋、农家书橱提档升级；完善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开展对当地文体活动、文艺创作、文艺辅导、送戏下乡、队伍培训、展览展示等内容的群众文化艺术扶持机制建设。二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优化，主要包含“送书下乡”、“送电影下乡”、“文娱活动下乡”等内容。“送书下乡”是指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图书馆定期定量向农村发放各类图书杂志、期刊报纸。在此基础上，开展农村文化室、图书室建设，辅之以“流动图书馆”、“网上阅览室”等项目。“送电影下乡”是由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和国家发改委自2003年共同实施的一项农村电影工程和基层文化建设项目，被称为“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定期向农村每月每村至少放映一场电影。“文娱活动下乡”多由当地文化馆提供，不定期在当地公共文化场所或者组织下乡表演歌舞等各种主题的文娱活动。三是文化产业建设。农村公共文化产业化是对本地的自然、人文景观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化开发，提高文化服务品质、打造品牌、带动就业，推动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4，打造文化旅游景观，形成各类经济、社会、自然、人文文化综合体，实现保护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与解决民生问题的“双赢”。

上述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旨在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增强农村凝聚力，培养农民的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塑造互助合作精神，即“文化育民”。进而“以城带农”，通过城市文化输入带动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社会融合，消弭社会分歧，加强社会团结，即“文化乐民”。同时，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乡村文化产业链，促进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即“文化富民”。面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差、底子薄的现状，如何实现“文化育民、乐民、富民”的有机统一，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任务。学界为此开展了研究，认为农村公共文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方面表现为“城市文化下乡”，体现为政府主导下的城市文化向农村单向输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了农村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活动开展、项目引进等内容；另一方面表现为“乡村本土文化”式内生型公共文化，多以农村居民等主体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体两面，“城市文化下乡”的作用在于促进农村公共文化发展，丰富“乡村本土文化”，然而农村普遍存在着公共文化服务重“送”轻“种”的现象。“城市文化下乡”并没有形成理想中通过城市文化输入实现“乡村本土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反而形成了一系列困境。如在供给结构方面，并未形成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开发—生产—供给—评价”体系，制度间缺乏有效衔接，需求端与供给端失衡严重；就供给内容而言，农村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高度同质性，主要包括读书看报、电视电影广播、文化活动等内容，缺乏农村“内生性”公共文化服务。

从学界研究状况来看，当前学界关注的议题多为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了政府主导下“城市文化下乡”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存在的缺陷与问题成因，并就如何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优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出了建设路径与应对策略。如沙垚认为，“文化下乡”工程有悖于乡村本土文化的“内生性”逻辑，不利于群众表达自己的文化需求，也不利于农村文化的繁荣；认为只有当文化服务内容、传播媒介形态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和变迁之中，才能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真正作用。5于志勇、魏姝认为，“城市文化下乡”没有根植于农村社会基础，难以缓解文化活动内容与功能定位间的巨大张力。6韩鹏云指出，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多呈现的是国家“在场”下的“文化下乡”，而缺乏共同体集体文化活动，即地方性文化体系村落“在场”下的“内生性文化”，其问题表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化逻辑，即缺乏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供给模式重“送”轻“种”、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7胡税根、陶铸钧将公共文化服务概括为公共性、文化性、服务性、技术性四个方面，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重点在于处理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回应好“文化转向”8。吴理财、解胜利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应当将乡村文化振兴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导向，通过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发展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助力和精神动力。9

学界现有研究为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指引与参考，但也存在较多不足。一方面，有关研究多是关注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的个案总结和经验归纳，缺少有力的理论支撑，缺乏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的角度进行全面回顾，尤其缺乏从动态的视角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演变过程中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理念导向和模式上都有了新的要求，但学界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自组织、自发展的建设路径尚未形成系统的归纳概括，对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导向、功能定位、路径选择缺乏系统的研究。

二、结构失衡：“城市文化下乡”的现实困境

文化是一组独特知识，是治理的专门艺术、技术与机制——通过符号系统的技艺与权力技艺协调人之间的关系。10公共文化是对一定时期社会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抽象集合，而公共文化服务则是在满足大众需要的基础上，实现与服务对象的良性互动，达到“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的有机统一。应当看到，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涉及价值重构、塑造认同、资源分配、服务供给、产业发展多领域相互交织的重要治理场域，是政府、社会、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为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而进行良性互动的治理过程。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而言，公共文化既是治理对象，又是治理载体；通过文化治理，走文化共建共享道路，是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有效路径，将党和政府推动和基层群众参与相结合的有效路径。由此可见，文化治理理论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其“治理理念—功能结构—个体视角”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为探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的困境提供了理论参考。

以文化治理为理论视角，可以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在于激发文化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的自组织、自发展。如果公共文化脱离了其依托的社会结构，“自上而下”地以“送”或“反哺”的方式将文化内容“赐予”文化主体，则可能带来公共文化不满足服务对象需要、机制空转等负面效果，具体表现为价值困境、功能困境、行为困境三个方面。

（一）行政逻辑导向下城市文化下乡的价值困境

从“城市文化下乡”的字面来看，“城市文化”既包含了其文化输送的内容，又体现了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即较之于农村文化，城市文化是具有优越性的，乡村文化是城市文化改造的对象。“下”字则表明了文化供给的方式，即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传播。由此可知，“城市文化下乡”在运作过程中多遵从的是行政逻辑。现实中，“来自上级文化部门领导的压力愈强，基层文化服务部门就更加重视”11，将其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当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趋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便会有所降低。在行政逻辑导向下，“满足群众需求”“构建乡村公共性”的价值导向让位于“行政命令”，农民的文化需求、喜好、参与互动不被重视，重要的是上级领导的“满意度”。行政逻辑的实质是“人治”而非“法治”，制度化水平不高，多依赖个人意志，容易出现“人存政举，人去政熄”的困境。据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行政逻辑蕴含的以上级命令为导向、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消释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性，造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端与供给端的错位乃至脱节，整个体系逆向性结构矛盾突出。由于缺乏对农民的需求、满意度的足够关注，难以表达民众的真实想法和评价，更难以吸引村民的参与，“城市文化下乡”容易演变为文化部门的“自娱自乐”。

（二）“发展主义”视角下城市文化下乡的功能困境

传统中国农村的公共文化是农业经济背景下家庭宗族文化的放大状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社会呈现出从整体性结构向离散性结构转变的趋势，既使得公共文化逐渐衰落，也削弱了乡村社会内部的治理力量。农民从家庭宗族、村落社区等血缘、地缘的关系中解脱出来，维持农村社会运作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不断消亡。在此背景下开展的“城市文化下乡”，旨在通过城市文化输入，帮助农村建立起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促进农村发展。这种脱离了“乡土”本色而过于注重城市文化传播的发展主义行动策略往往会脱离农村的日常生活。其明显的功利主义价值导向，未能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失去了其应有的文化担当和建构价值认同的功能。这使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单一、活动不足，与群众生活严重脱节，未能将公共文化服务价值理念植入生活、深入人心。同时，发展主义视角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对农村公共文化的深入理解，难以挖掘特色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其打造的农村文化产业体系容易“千篇一律”、效益低下，不足以形成农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良性互动、融合发展。由此可见，一旦“城市文化下乡”脱离了农村本土实际，忽视了群众需求，则背离了公共文化的初衷，使得公共文化服务浮于表面，难以扎根农村，实现文化内生。

（三）“他者视角”下城市文化下乡的行动困境

扎根农村日常生活的文化活动是支撑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农村公共文化是对一定时期内农民心态、农村状态、生活习俗的抽象化表达，这要求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必须根植于农村社会，反映农民的精神面貌，满足其生活需要，才能有效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呈现出集文娱活动、知识学习、信息获取、技能培训为一体的复合化发展趋势，不少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很多农民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便可以接受各种资讯，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正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同时中西部农村很多地区青年人少，老年、儿童多，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难度较大，如何提升该主体的参与能力、激发其参与积极性，这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城市文化下乡”式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则是基于城市这一“他者”视角，将农村看作“城市的他者”，不再是内生性实践活动，而是从“遥远的他者”的视角指导现实世界行动12，易导致服务内容与现实世界的脱节，难以激发参与主体的意愿和能力，具体表现在服务内容单调性、形式趋同性和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多为“读、听、看”老三样，文化活动种类少，供给模式单一。“城市文化下乡”的服务内容多局限于建立村图书阅览室方便农民读书看报、实现农村电视广播信号家家通、播放“坝坝电影”、举办文化活动等形式，其内容不足以突显乡土特色，难以吸引农民参与。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建设在诉求表达机制、参与机制、反馈机制上并不完善，缺乏共建共享平台，难以有效组织农民开展文化活动。农民文化自组织是具体开展服务的一大主体，运作良好的自组织对于调动村民积极性作用较大。然而当前农民文化自组织不多，服务承接能力不足，导致大量资源沉积在市区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而基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点则资源缺乏，使得整个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集体行动缺乏效率，由此引发了政策执行难以落地、服务标准未能达标、服务内容空洞、机制空转等问题。

三、路径转换：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转型

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城市文化下乡”转向“乡村文化振兴”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从价值、功能、行为三个层面，为破解“城市文化下乡”的困境，优化农村公共文化互动方式、制度结构、服务内容，并增强三者间的协调性，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目标指引；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的价值导向在于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农耕文化，以此为契机重构农村社会认同，打造城乡融合共生的乡风文明。其逻辑起点在于转换“城市文化下乡”中的“他者视角”，变“行政逻辑”为“服务逻辑”，以文化内生性激发自觉性，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高效发展。其实现路径在于打造共建共享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以标准化促均等化，保持机构运行目标的全方位民生指向性、机构功能结构“需求—供给”的耦合性、服务内容“菜单式”“订单化”等个性化服务。通过价值、功能、行为的结构转型，破解“城市文化下乡”的困境，优化农村公共文化互动方式、制度结构、服务内容三者间的协调性，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一）以文化内生性激发文化自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乡村文化振兴不止是一套技术层面的制度体系建设，更是一组文化价值层面的糅合，是对“城市文化下乡”价值导向的反思与重构。在“城市文化下乡”的价值系统中，城市文化是乡村文化的标杆，乡村文化被假定为落后的、需要改造的，这种情景假定中形成的文化服务内容自然与农村社会严重脱节。因此，突破“城市文化下乡”的困境，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将文化内生、文化自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尤其是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导向，突破行政逻辑导向下的“自上而下”供给文化服务的固有模式，将文化服务的内容根植于农村社会，即农民的生活情景，重视农民的公共文化诉求，从农村的文化传统、乡土记忆中提炼出文化符号，培养农村文化的内生性，用内生性去激发农村文化的自觉性。

具体而言，首先，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顶层设计，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乡村文化人才队伍。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渗透于文化服务内容设计与运转的环节，强调制度安排环环相扣，有效对接。其次，促进城乡文化融会贯通，发挥多元文化融合的“共生效应”，即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过程中，深入挖掘乡村历史文脉，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农村建设为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平台与精神家园。在此基础上，形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信息数据库，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撑，积极推广网上查询、文化辅导、活动展演、产品展览、文化比赛、讲座等线上线下互动文化服务。最后，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农村社区营造、特色小镇建设等政策之间的衔接性与整体性，按照“区级一品牌，一镇一亮点，一村一特色”的要求，依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精心打造群众喜闻乐见、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服务品牌项目。

在推动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过程中，政府、高校、专业机构应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的指导，促进农村之间的互帮互助，通过农村地区“人、文、景、地、产”有机衔接，美化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使其与本地区民俗文化相融合。以此为契机将制度化建设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的重要保障，能够及时回应农民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破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同质化困境，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二）通过重构社会认同促进文化自信：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开放—融合”

社会认同是指在一定的地域内由共同的纽带和社会交往所形成的归属意识、认同观念的总和。乡村文化振兴中打造乡风文明的目标导向，要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反映农村生活，提炼文化符号，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农村社会心态，给村民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定位应以重构乡村文化认同促进农村文化自信。只有当乡村文化真正满足了农民的需要，让农民从中收获归属感，自觉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进而“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开放共享、融合发展。

一是要夯实基础，推动农村文化服务设施与文化产业体系提档升级，要将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与培育农村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即通过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产业化、品牌化实现“文化富民”，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其重点在于对农耕文化开发项目进行规划，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对区域内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评价，净化乡村文化生态，提炼农村特色文化符号，将农村地方文化因素融入农村建设中。通过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摒弃“脏乱差”等不利因素，塑造田园风光，让农民“记得住乡情乡愁”，提升农民对农村文化的认同感。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立足于乡村，将中国梦、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融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增进农民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乡村历史文化习俗的认同。这要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把农村的历史记忆、农民日常生活、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三者结合起来，激发村民对乡风文明的自豪感。在此过程中，为了避免“城市文化下乡”式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机制空转，要求转变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变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为自下而上的“服务逻辑”，根据农民的需求设计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提升农民满意度，形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城市文化的相互融合，引导农民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打造风清气正、健康和谐的社会风气和村风民俗。

三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自组织建设，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自发展。这要求加大对农民文化自组织的帮扶力度，完善群众文艺扶持机制建设，培养一专多能、精于业务、热爱农村的农村文化工作队伍。为此，应着力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分馆制改革13，给予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站以更多的自主权，进一步实现重心下沉、资源下放、提升服务可及性，发挥乡村文化能人的引领作用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站的服务辐射功能，根据农民需要开展政府采购服务、图书流动服务、数字文化服务，激发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在参与过程中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

（三）通过合作共建实现文化自强：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效—增能”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的目标在于形成上下联通、结构合理、服务优质、有效覆盖、运行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共建共享”的合作治理格局，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提升治理质量”与“增强治理能力”的有机结合。目前，由于公共文化服务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无法用强制性的约束力规避农民的“搭便车”行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村民低度或象征性参与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必须规避的“陷阱”。为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应当通过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平台，优化各个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以及资源配置方式，共筑乡风文明，这是破解“城市文化下乡”诸多困境、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通过合作共建打造乡风文明。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形成规范的村规民约，以整合各个主体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综合实力。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规范规约不仅包含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所具备的“硬”约束力，也应包含乡规民约等“软”约束力。以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为抓手，吸引村民参与的同时，形成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村规民约，形成村民间合作互助的文化，并围绕村民“自教育、自服务”的要求，加强村民自组织建设，依托村民原有的居民议事组织，完善乡村规章体系，增加村规民约规章的执行力，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创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应当强化制度支撑，增强农村公共文化的组织结构、资源架构与实际需求的适应性，以落实建设理念对工具技术应用的指引作用，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生动力，破除以往“文化下乡”服务模式下的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规避诸如主体失效、政策“碎片化”、农民不满意等困境。这要求发挥好政府文化监管部门的“引导”和“协调”作用，从资源分配者转变为资源协调者，通过培育农村自治力量、引入市场化机制，从而打造“村民委托—市场代理—政府监管”式的运行格局，确保资源流动的自主性、系统运作的高效性和主体竞争的有序性。在此基础上，各个主体的合作效果最终以公共文化服务整体质量呈现给村民，这要求重点深化“效能倒逼”式的运行关系，以农民实际需求、满意度为标准，淘汰不合时宜的服务主体、内容、模式。同时，利用村民公共文化自组织灵活的特点，不断优化多方组织合作结构，缩小需求与回应的“轴距”，从根本上提升质量与效率，并降低成本，提升村民对服务的认同，实现“合作—提效—合作”的良性循环。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转型，具体表现为从价值导向、功能定位、建设路径三个维度实现的“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的转型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从“重供给”到“重服务”的转型，更是在回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实问题的同时，实现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思路、服务内容、互动模式的新诠释、新安排。从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是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转型，是价值导向、功能定位、路径模式转型的过程。这不仅要求改进农村现有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方式，更要将村民纳入参与公共文化计划制定、项目实施、活动推行、评估监督等过程中。回应诸如服务机制空转，结构失衡等一系列困境，通过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吸引群众参与，以内生性促自觉性，促进多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内在化的维系机制和秩序化的功能配置，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以满足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农村社会的幸福和谐稳定。

 注　释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9月26日发布，2018年11月9日引用，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5沙垚《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文化下乡”的困境与出路》，《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第6期，第20-24、30页。

6于志勇、魏姝《民俗文化与城镇建设融合：内生困境与动力逻辑—基于结构化理论的阐释》，《城市发展研究》2018第9期，第35-41页。

7韩鹏云《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第3期，第103-111页。

8胡税根、陶铸钧《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逻辑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第5期，第80-87页。

9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第1期，第16-23、162-163页。

10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11王列生、郭全中、肖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12沙垚《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文化下乡”的困境与出路》，《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第6期，第20-24、30页。

13总分馆制改革是《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公共文化服务改革热点，是以市文化馆、市图书馆为中心馆，以区文化馆、区图书馆为总馆，以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分馆，以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为服务点，以社会分馆为补充的上下联通、结构合理、服务优质、有效覆盖、运行高效的文化馆、图书馆服务体系。